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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再思考(一)

  来源: 时间:2018年04月13日 作者:胡新民  编辑:王耐 字体: 【      】 

  毛泽东于1957年7月发表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围绕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阐述了反击右派、搞好整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问题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的精神对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反右扩大化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承担反右扩大化责任的同时,坚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多次强调1957年反右的必要性,并将1957的反右和新时期的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联系起来考察。邓小平最坚决地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成功地避免了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此前的近三十年和此后的三十多年,分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历史时期,一般简称为前后两个“三十年”。

  关于前三十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评价上,增加了“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国外访问期间的演讲中,强调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他说,中国自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是,在确立和坚持这条正确道路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历史证明,只有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国才一步步走向中华民族复兴。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过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党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才有了今天的国力强盛。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从这个建议不难看出,毛泽东期望整风取得好效果,以便更好地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出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以下简称《形势》)。

  《形势》发表时,党正面临着有人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挑战。回顾《形势》一文,可以发现,该文的中心思想,即强调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如何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保持和提高道路自信,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一、《形势》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影响

  

 

  毛泽东相当重视《形势》一文,历经十次修改,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参与其中。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1957年7月20日,周恩来“修改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草稿。”“7月23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决定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处理”。印发前,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因此,《形势》可以说是凝聚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共识。此文于同年8月,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即县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这无疑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形势》一文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文章的重点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因为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走什么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文章认为,通过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文中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中还提到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等等。

  对于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一些学者认为,《形势》成文时,反右的扩大化已经趋向严重,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加速向“左”发展,对后来的毛泽东本人和党犯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笔者更倾向于把这篇文章放进大历史观来看待,即纵向把1957年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联系起来看,横向对照苏联解体的事实以及印度在同期的发展。这样可以发现,《形势》的精神,对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确实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尽管《形势》对后来的“左”倾的发展有所影响,但是,从大历史观看,《形势》的积极因素远远超过了消极因素。

  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受到某种“矫枉过正”思想的影响,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前三十年的国家建设成就评价不够积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三十年打基础,后三十年起飞”,才形成了今天享誉世界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

  《高思在云》的作者朱云汉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只有两名政治学的“院士”,即朱云汉和胡佛,两人都推崇“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关于“前三十年打基础”,朱云汉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它有能力为了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把农民的剩余资源用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把现代部门里,尤其是都市和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都社会化,然后作为快速发展工业化的重要资产。”

  关于“前三十年打基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绍光指出:新中国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是相当雄厚的。这方面可以和很多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相比。由政府主导打基础,采用党政合一的方式整合国家的各种资源,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兼顾了经济目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较快地提升了中国国力。王绍光举出了一些具体事实,例如,工业和交通体系的基本完善,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水利建设。农村中的8万多个水库绝大部分是在这段时间修建起来的。王绍光还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改善,体现在人的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上。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由解放初期的35岁提高到了68岁,而印度到现在还没有达到68岁。教育的普及程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1978年中学生在册人数达到了峰值。很大一部分人都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技能,如阅读的技能、做事的技能等等。这个成就是很了不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朱云汉是在台湾受的大学教育,王绍光是在大陆受的大学教育,他们都曾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大学任过教。可以说,他们的看法都含有国际视野的元素。

  从国际视野来看待新中国的60多年经济,确实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崛起(朱云汉称之为“中国兴起”)的基础性作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依然高歌猛进,使许多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前三十年的作用给予了澳门威尼斯游戏网址的关注和肯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顺便还可以提供一则2015年外电披露的关于印度教育的数字:印度儿童只有一半读完了小学。

  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主流的看法:如果中国前三十年没有奠定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无从谈起。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单纯用经济发展的尺子来衡量,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形势》制定的目标是:“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客观地说,此后为达到了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概括地说:“从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资料都能证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堪称辉煌”。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导读》就指出,“从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

  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也指出,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他认为,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相比,要出色得多。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1976年,年平均增长率是6%或7%,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的2倍到3倍。在此期间印度还得到了外援和贷款13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只得到来自苏联的不足10亿美元的贷款,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却达到了70亿美元。

  上述数据来自于宏观的角度。如果从微观上看,也可以衬托出1957年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不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溯源,还是离不开《形势》强调的群众观点:“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关于前三十年的一些失误,特别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文革”运动造成的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论,各种媒体已有大量相关文章问世。

  在总结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当然必须反思当年的“左”,并要永远以史为鉴。但更不能忽视当年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的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感概地回忆道:“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八十述怀》中也写到,三年困难时期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这种精神应该是我们在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特别是许多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被称为“地富反坏右”那些人,认为那是个相当黑暗,甚至是最黑暗的年代。但是就全国而言,持这种看法的人毕竟不多,因而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主流。而整个国家的建设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则是国内外的公论。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通过长期调查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达不到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髙消费的水平,但总的来说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可以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美国无法逃避中国这种在世界上的重要影响力。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成功是指以国家工业化的成就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程度为主要标志的。这也体现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时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的一种统筹兼顾的选择:即首先要解决不挨打的问题。因此,受国家财力等多种因素所限,人们在那段时间的物资的确比较匮乏,有些地方还相当匮乏,这是毋庸讳言的。关于“不挨打”和“勒裤带”之间的关系,当年从美国归来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陈能宽是这样说的:“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作二等公民好多了。”因此,如果没有当年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以陈能宽、于敏(“两弹一星”元勋之一、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为代表的那代人的伟大的付出,我们的改革开放历史还不知道会怎样书写,我们也绝对不会拥有质量如此之髙的战略自信。

  我们在回顾当年那些热情有余科学不足的作法时,可以把视野放得宽阔一些,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评价就可以客观一些。例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的土办法,固然有不讲科学的蛮干的一面。但是对此也应该一分为二。当时经过深入调查的彭德怀认为是有得有失,他指出:“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制造原子弹的铀,当年就是群策群力用土办法提炼出来的。中国正是有了原子弹,才奠定了有影响的大国地位。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每个星期都有固定一天,各行各业的干部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参与管理,一起技术攻关。那些健在的当事人,至今没有不感慨万千的:“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是最有感染力的召唤。”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具体落实了《形势》的要求:“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客观地说,那个时期的共产党的威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时期。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

  在农业方面,“大跃进”时期的普遍浮夸,以至全国多地出现饥荒,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其教训固然深刻至极。但那个时期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为后来的农业大发展搭好了平台,也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以那个时代是“农业学大寨”为由,企图否定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的巨大作用。1980年6月8日,邓小平曾亲切地对郭凤莲说:“挺起腰杆,放开让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大寨精神永远没错。”不久,邓小平在与陈永贵的谈话中,肯定陈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特定历史时期,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农民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邓小平还非常严肃地对胡耀邦说,你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因此,邓小平在1992年7月指出:“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顺便补充一点,在那段时间,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肥化和科技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以机械化为例,1978年和1952年相比,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就增长了651倍。

  许多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那三十年的社会主流,忽视了《形势》的中心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这篇文章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样,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在无形中出现了这种现象: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官修的史书和教科书中,高度肯定了前三十年的成绩。但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呈现的却是到处充满黑暗,不见光明。那些作者对于当年全国上下团结奋斗渡难关时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感天动地的事迹,似乎不屑一顾。他们最有兴趣的是“解密”“拼图”,最热衷的是传播一些道听途说的“历史真相”,并不断作一些精心剪裁和渲染。甚至对大庆和大寨那样的实干兴邦的典型也任意进行歪曲、抹黑和攻击诬陷。这些人无非是想制造出一种印象:前三十年共产党只会搞政治运动、只会整人,而那些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商,都被洗了脑,渡过了浑浑噩噩、“无尽苦难”的三十年。

  这种对历史的误读,凡是防“左”的就受到热捧,凡是提到防右的就遭到讥讽嘲弄,甚至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这种作法至今还有不少市场。

  但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是高瞻远瞩的。邓小平在强调防“左”的同时,特别警告,如果右倾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的建设事业“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在这里特地用了“一夜之间”,无疑是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1989年3、4月间,胡乔木访问美国时作了《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的演讲。后来拟在《求是》杂志发表时,先请陈云审阅。陈云回示:“在强调‘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点出右的危险。”

  胡乔木于1992年去世。他没有看到苏联解体后的惨痛后果: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到199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了苏联1990年的50%。随着社会条件恶化,人均预期寿命减少。俄罗斯男性1990年为64岁,1994年下降到58岁。因此可以说,苏联解体是苏联领导层犯下的颠覆性错误,其后果是国力再也不可能恢复到苏联时期的地位。

  《形势》指出,“如果这一仗(指反右——引者注)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历史证明,《形势》的这个论断极具远见。一言以蔽之,任何时候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后果就是出现苏联解体那样的惨剧。

  改革开放后,有的学者认为1956—1957年的中国是处在十字路口,因为选择错误,把应该出现在50年代的“思想解放”延迟到了80年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什么时候的“思想解放”,都不能以“颜色革命”为目的。否则,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1957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桿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果断地平息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保证了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是,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随时会有夭折的危险。

  因此,如果我们用大历史的观点看《形势》,从纵向的角度,可以发现“新中国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相当雄厚”;用横向比较,前三十年超过了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起步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即使拿最直观的人均收人作比较,1978年中国约为210美元,印度为190美元。更重要的是,因为前三十年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成功地避开苏联解体那样的陷阱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不管是前三十年依靠计划经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原始积累,还是过了这个阶段转而走向更为灵敏的市场经济,都是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决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早期,许多学者在宣传市场经济时,提倡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完全的市场竞争。直到西方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彻底失败,2008年西方又爆发经济危机,才使大部分中国学者认识到:不能迷信西方的经济教科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一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更好地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如果政府作用发挥得不好,市场经济“原罪”产生的负面效应,例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等诸多问题,就会愈演愈烈。特别是两极分化,既是世界性的难题,更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市场经济,一方面又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的历史性任务。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未完,待续......

  来源:《毛泽东论坛》2016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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