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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小组活动始末

  来源: 时间:2018年04月13日 作者:张忠山  编辑:王耐 字体: 【      】 

  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把握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掌握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薄弱,是造成革命事业屡遭重挫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则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到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人经长征抵达陕北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理论建设,如创办较为正规的干部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出版发行报刊书籍等,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际进行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性的研究。除了以上各项,发起成立专门致力于开展高层干部理论学习的组织,如毛泽东哲学小组,也是一项重要举措。本文所指毛泽东哲学小组,是指毛泽东于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在自己住处发起的哲学研究团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和中共干部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阐明《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具有参考价值。目前,《毛泽东年谱(1893—1949)》(2013年修订版)尚无关于毛泽东哲学小组的记载,亲历者关于小组的记述则散见于回忆资料中。因小组存在期间各成员参与的时间跨度不同,亲历者们对学习活动的记叙存在若干相互矛盾之处。并且,学界也尚未见到关于小组研究的专题文章,虽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涉及这一小组,但大多语焉不详。有学者也对小组的成立时间作过考证,但对结束时间的说法值得推敲。鉴于以上情况,本文拟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史料,并考证哲学小组发起演变的活动轨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共理论活动的历史图景。

  一、毛泽东组织哲学小组缘起

  中共的历史实践说明:能否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际关系革命成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的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后期抵达延安后,基于对革命实践的理论反思,立足这一时期党内思想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工具,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研究和理论阐发。193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指明博古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已经开始从路线角度全盘反思党的革命实践。②在研究哲学的同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在政治、军事、哲学等领域进行创造性阐发,围绕党内路线的成败得失这一主题,重在从思想方法角度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

  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认识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935年12月,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无视国内政治格局变动的现实,他在报告开头即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此,他批驳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并着重阐述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报告全面阐释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中央调整阶级政策进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在军事路线上,毛泽东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曾经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主张批判为“狭隘的经验论”,甚至指斥“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而这一情形并未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得到彻底改变。为了回应来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批判,“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连续读了《孙子兵法》《战争论》等8本经典军事著作,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于1936年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他阐述道:“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所处的特殊情形和性质,就不能指导革命胜利前进。该文以战争和军事问题为研究对象,通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端正了军事路线。

  在思想路线上,毛泽东指出:中共成立15年以来所犯错误,“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中共要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和传统,在解决问题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必须“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他把哲学视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认为自己对此掌握得不够,因而到陕北后即致力于“以哲学为主”的工具性研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访问时,就记述了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的情形,指出他读书范围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涉猎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哲学。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上写满批注,其“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即“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这些批注也成为《实践论》的基本内容。他“为了给抗大讲课”,1937年8月写出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章节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述。他在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从哲学角度阐明中共的思想路线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中国革命问题的范本,为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在毛泽东对中共历史作出上述总结时,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政治局势处于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面对纷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迫切要求党内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进而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此时,党内存在看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述,轻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1937年夏天,毛泽东在抗大为高级研究班讲授哲学课程时,个别人不来听课,反而嘲讽“毛泽东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王明到延安后,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一时流传着所谓王明才是“理论家”,毛泽东只是“实践家”等议论。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名义指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则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指出:“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必须坚持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伊始即阐述“战争的长期性”,指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将胜利的前景。当时党内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式地解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的历史教训,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毛泽东与王明上述争论的实质,在于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指示出发,其根源是思想方法问题。引发上述争论的关键因素是党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尚未普遍确立,各种机会主义错误由此而生,在某种客观环境下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后来谈到这一争论时评价道:“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上述右倾主张一度在中央占据上风,在长江局和新四军敌后抗战实践中得以某种程度的贯彻,也影响到中共抗日战争实践的顺利推进。

  为了在中国抗日时局转换的关头担起领导责任,中共必须妥善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织的复杂状况,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引领民族未来的前进方向。这一问题的解决,无法从马列主义经典中找到现成答案,而需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原则分析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

  实际上,自毛泽东经长征抵达延安后,就表达了通过开展学习提高个人理论素养以指导目前的抗日战争的意图。而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历史时局转换的历史关头,中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自己关于抗战的军事战略和方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回答抗战局势提出的现实问题,因而毛泽东在理论探索上的紧迫感也增强了。1937年底,毛泽东计划撰文批驳当时流行的“亡国论”“速胜论”等观点,便召集郭化若等开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怎样指导游击战争等军事理论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1938年,毛泽东在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召集肖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人探讨这一军事理论问题。这两次军事座谈会,是毛泽东酝酿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起点。之后,毛泽东又利用延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理论工作者集中的有利条件,发起哲学小组等学术团体开展理论研究。

  二、毛泽东哲学小组始末考证

  通过分析研究文献资料,梳理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演变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小组的研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组织理论工作者就唯物辩证法问题展开探讨。

  1938年初,毛泽东在杨家岭办公室组织哲学座谈会,开始参加的都是中央秘书处的秘书或干事,讨论辩证唯物论诸问题,“每星期三夜晚一次”。他亲自主持每星期一次的讨论会,引导中央秘书处的秘书和干事“学习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这表明毛泽东发起的哲学小组最初以中央秘书处秘书和干事为主,开展以辩证唯物论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

  有学者通过对毛泽东哲学小组成立时间诸多说法的考证,指出该小组1938年初至4月以前已定期开展研究活动。笔者认为,此处所指哲学座谈会,即应当是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的开端。揆诸史实,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如1937年12月28日至次年5月28日,毛泽东曾就写作及探讨军事战略问题7次致信郭化若。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致艾思奇信中表示目前已开始研究军事问题,但暂时还不可能写文章,且嘱咐他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可以来谈理论问题瑏瑠。两天后,他与洛甫致电邓发,要求其搜集莫斯科《战争论》“邱译稿”抄寄回国。半个月后,他又致电在苏联的王稼祥,要求“搜集战略书”并翻译后寄回,并三次提出抗大应讲授战略问题以“提高战略空气”。上述史实表明:毛泽东此时致力于军事战略问题研究,着重探讨军事辩证法问题。上述所说“每星期三夜晚”与毛泽东致艾思奇信提出“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来访的日程安排,证明毛泽东在这两天晚上有固定的活动安排,即说明1938年初至1月12日毛泽东致艾思奇信之前,小组已开展理论研究。1938年初,随着哲学小组研究活动在延安造成影响,理论工作者和高级干部的兴趣开始被激发。“随后参加座谈的人数加多了,有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也自愿报名前来参加,座谈的内容也有所发展。”高级干部参加学习讨论后,影响随之扩大。毛泽东召集学者和将领在他办公室讨论哲学问题,“以后定了每个星期三晚上都来开座谈会的学习制度”。上述信息表明:在哲学小组影响扩大后,艾思奇等理论工作者、军事干部参与进来。而随着参与主体逐渐增加,哲学小组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其中,郭化若意识到毛泽东组织哲学小组,“是他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方式”,是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水平的一项有效措施。他经毛泽东、艾思奇指导,“把唯物辩证法理论引入军事领域”,运用辩证法对战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受到毛泽东鼓励。

  总之,在这一阶段,毛泽东重点学习、研究与推广新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倡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阶段,何思敬主讲《战争论》期间,毛泽东构思写作《论持久战》。

  随着哲学小组对军事战略研究日益深入,毛泽东引导成员将研究重点转向《战争论》一书。毛泽东的《读书日记》表明,1938年3月18日至4月1日期间,阅读《战争论》至该书第168页。莫文骅先后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研究《战争论》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使用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1938年2月,毛泽东在住处召集肖劲光、莫文骅等,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根据莫文骅的回忆,同年4月,毛泽东又“请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本讲解”,经过约三个月学习基本读完该书,“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另据徐懋庸的回忆,1938年9月,毛泽东还在自己窑洞组织每周一次的哲学座谈会,陈伯钧、郭化若、艾思奇等参加,“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即《战争论》——引者注)的内容”。

  综合莫文骅与毛泽东《读书日记》提供的信息可知,1938年2月,毛泽东哲学小组开始研究《战争论》,采用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对《战争论》有较深研究的何思敬抵达延安后改变了小组的研究方式和参考文本。《新中华报》报道:1938年4月1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招待先后抵达延安的何思敬等文化人。同年4月,何思敬参加研究会后,发挥精通德文的外语优势,将《战争论》从德文翻译为中文,运用该书中的军事辩证法分析探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当时存在以陈云小组、洛甫小组学习的书名指称其主持的学习小组的做法,莫文骅所谓先后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实际是毛泽东哲学小组开展学习活动的阶段性呈现。

  哲学小组这一阶段虽以军事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实则研究军事辩证法,兼具军事属性与哲学属性,在毛泽东希求从思想方法上认清中国抗战时局的特定历史情境,其哲学属性更为明显。上述研究活动,实质上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进而指导当前的抗日战争实践的战略思考。他此时致力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先后酝酿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部著作。《论持久战》通篇没有哲学名词,但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走势的哲学论著。该书“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研读《战争论》的时间与他酝酿写作《论持久战》的时段重合,小组阅读研究《战争论》,为他构思《论持久战》准备理论基础。在《论持久战》中,他批判性地汲取《战争论》学说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予以创造性发挥:首先,对克氏“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予以深化,指出战争是特殊的政治手段,“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其次,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论予以补充和发展,指出这一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再次,对战争“盖然性”问题予以改造和发展,把战争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最大限度地辩证统一,解决战争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

  《论持久战》一文的顺利写出以及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显然是毛泽东对郭化若所说“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的结果,也是对他一直强调军事战略问题的答复。他在文中阐明抗战的发展道路和最后结局,解决了这一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该文将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在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性中深刻阐发哲学思想:其一,阐发过程论思想,提出抗战“三阶段”论,是运用过程论对抗战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其二,论述量变与质变思想,阐述质量互变规律范畴的部分质变论,将其视为质量变化过程中特殊的态势和规律;其三,论述“自觉的能动性”思想,区别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对物质反作用理论的发展。

  第三阶段,组织理论工作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根据前述莫文骅回忆:1938年4月,研究会开始阅读《战争论》,历时3个月基本读完该书。可见,大致到1938年6月左右,哲学小组关于军事辩证法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小组研讨活动对《论持久战》写作产生的重大影响,表明开展小组研讨的方式易于收效。如何坚持这一学习机制并持续发挥其在中央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问题,而新哲学会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成立的。

  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住在杨家岭期间参加中组部的哲学学习“(直到后来毛主席移到枣园办公,才停止)”,“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的新哲学,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由毛泽东召集哲学座谈会引发的组织学习小组的学习模式,“迅速发展为以延安新哲学会为核心、全国解放区大力开展的学习运动”。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小组是新哲学会成立的基础。

  1938年6月,《新哲学会缘起》草就标志发起人达成共识。《缘起》千余字五次提到“抗战建国”,宣称其目标在于反对“纯理论”的研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表明中共领导人发起新哲学会,以服务于当前抗日战争实际为宗旨,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列名发起人仅郭化若为军事将领,其余均为理论工作者。这一变化,说明即将成立的新哲学会研究重心将从军事问题转向哲学问题。不久,新哲学会成立。

  为宣示新哲学会的成立,主持者艾思奇、何思敬分别邀请理论工作者作学术报告,组织约200人听讲演。毛泽东为庆祝新哲学会成立会顺利召开,特意宴请理论工作者,“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

  1938年11月20日,也就是日机轰炸延安当天,毛泽东住址由城内凤凰山麓迁出城外,哲学座谈会迁至中央组织部召开,毛泽东和徐懋庸仍然参加。当时由陈伯达讲授老子哲学思想。组织哲学座谈会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要求参加,参加者日益增加,以至毛泽东的办公室容纳不下了。于是便移至中组部和中宣部。哲学座谈会迁至中组部后,毛泽东仍然参加,但他仅以听众身份参加中组部小组,而非主持者或主要参与者。

  “新哲学会成立后,即在许多学校或机关里组织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地进行各种报告和讨论。”到1940年春天,新哲学会组织中宣部、中组部、总政治部“重新成立了哲学小组”。1940年二三月间,中宣部小组(即洛甫小组——引者注)根据当时中央在职干部教育计划重新成立后,坚持学习活动一年左右。1940年6月,中央宣传教育部召开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李维汉在讲话中指出,为推动学习运动深入,中央宣传教育部组织三次教育检查工作。章夷白“宣布模范小组名单,并把他们的学习方法,学习精神,提供其他各小组学习参考”。洛甫小组、陈云小组等8个小组被评为甲类模范小组,另外评出乙类模范小组21个、丙类模范小组10个。可见,毛泽东哲学小组催生新哲学会,新哲学会成立后,又促成延安各学校机关建立哲学研究小组,这也成为由延安发起继而扩展到全党的理论学习运动的开端。

  作为毛泽东哲学小组后续组织形式的新哲学会,可以从相关文献推断其存续时间。和培元纪念新哲学会三周年的文章表明,截至1941年6月,新哲学会尚在开展活动。关于之后新哲学会的事情,亲历者的回忆不再提及。1942年春天,延安发起整风运动,一时造成研究理论即搞教条主义的紧张形势,延安理论学习的重心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新哲学会中止活动。

  总的来说,新哲学会以及各种学习小组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研习活动,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为此后全党学习运动的发起及思想方法的确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毛泽东哲学小组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后开展的学习研讨活动,营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产生的理论氛围,为此后中共发起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准备了组织形式,推动了全党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路线的确立。

  首先,哲学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探讨,推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

  1938年4月,艾思奇撰文指出,推动正确的哲学运动顺利开展,可以从思想方面推进抗战事业,呼吁哲学界发起“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推动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哲学小组成员的理论见解和思想观点,对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理论升华创作,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数月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号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共产党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具体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由以上过程可见,毛泽东从思想方法上批判教条主义,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一个基本总结。艾思奇从学术文化领域率先提出“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这一命题,毛泽东将“中国化”这一思路创造性地运用于政治领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自然地结合起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指导中国革命进程的思想原则。

  分析艾思奇、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可以看出:艾思奇注重理论层面的阐发,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中国抗战实际角度提出“哲学中国化”命题;毛泽东侧重实践层面的推广,从运用辩证法唯物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艾思奇为毛泽东提出上述命题提供了启发借鉴,推动其哲学思想的丰富发展。毛泽东对艾著哲学“研究提纲”批注约2800字,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出许多深刻意见。除了艾思奇之外,何思敬对《战争论》的翻译解读,和培元、杨超、陈伯达等在哲学小组活动中的理论见解,共同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总的来看,理论工作者的著述对毛泽东的启示表现在:一是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形成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为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思考问题增添富有价值的理论内容;三是对《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的写作产生广泛影响。

  毛泽东和理论工作者的理论互动,推动前者在汲取理论见解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范式,促使后者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现实化研究,引领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二者的深入互动和交流,是中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推动中共理论建设的发展和革命进程的走向。哲学小组所呈现的党的领袖和理论工作者深入交流的历史情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其次,哲学小组的理论研究推动全党学习运动的开展,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

  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发起学习运动,始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出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的号召。而实际上,毛泽东发起哲学小组,就已经标志着由中央领导人组织理论工作者,进而扩展至高级干部的学习活动拉开帷幕。

  在毛泽东哲学小组学习活动的基础之上,1938年12月25日,根据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开展学习运动的指示,《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天处在中国历史转变的伟大时代,要在这个空前的民族战争中求得生存,党员必须努力学习理论。1939年2月17日,中央正式成立以洛甫为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全党的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5月20日,毛泽东在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推动在职干部学习是提高全党理论水平的有效途径,号召全体党员干部“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把学习运动推向全党。1940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下发《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主要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部成立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机构。3月20日,中央书记处颁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规定支部负责组织学习、设立学习干事,并由各级宣传部经常指导检查学习状况。这两个指示发布之后,延安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开始逐步在各敌后根据地得到推广。

  由上可见,毛泽东通过哲学小组开展学习研究,以率先垂范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党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氛围。这一学习活动后来扩展到中央机关和各院校,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前期理论学习的扎实推进提供了组织架构和学习经验。

  再次,哲学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著述,推动中共和中国革命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成立哲学小组,既有自己学习研究的初衷,也有推动全党明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意图。他号召全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际的思想,指明哲学小组成员研究理论问题的方向。陈云、洛甫组织学习小组时即明确理论学习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洛甫在这一时期代表中央起草的干部教育文件中,一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接受理论后,自觉运用于抗日战争实践。朱德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言指出:辩证法在两年来得以迅速发展,“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何思敬在会上指出: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

  “是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产生的伟大文献”,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与策略”,充分肯定理论对于抗日战争实践的指导作用。艾思奇也在会上指出:两年来在哲学小组的引导下,延安各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一般的同志都能有意识的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上述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发言,说明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普遍重视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的革命理论对于中共开展抗日战争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实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有深刻系统的认识,并从政治、军事、哲学理论诸方面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他指出革命屡遭重挫的根本原因是“在党内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其思想基础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也说明中共已经在有意识地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角度分析问题。哲学小组核心成员艾思奇、和培元、陈伯达与新哲学会发起人杨松、张如心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述,立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宣传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成果,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摆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解读和盲目套用,为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不遗余力地宣传呼吁。上述种种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哲学小组发起、活动、演变的历史脉络,可谓因应中共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期反思历史问题与走出现实困境的特定背景,是客观形势和领导人主观意愿结合的产物。小组的研究活动引发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小组开展的理论活动,某种程度上为发动以端正思想路线为主旨的整风运动奠定认识基础,进而为抗日战争实践的顺利推进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综合以上,通过对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渊源和开展理论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哲学小组催生陈云小组、洛甫小组等中央领导人集体参与的学习组织,在此基础上组建较为制度化的新哲学会,吸收延安理论工作者集体参与,为1939年春天正式发起全党学习运动提供了学习经验和组织架构。毛泽东通过组织少数理论工作者开展非制度化的学习活动,针对党的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分析,从哲学角度和思想路线层面予以剖析,旨在提高全党把握现实复杂局面的能力。这种在全党进行以哲学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习活动,表明中共在历史新局面到来的时刻,毛泽东有意识地进行理论武装的自觉性。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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